日本出海的经验和启示――全球产业链研究（一）

日本出海的经验和启示

――全球产业链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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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信研究院宏观团队

伍超明李沫

核心观点

特朗普2.0时代的关税威胁，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以及对新一轮“贸易战”的担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内企业也正从“产品国际化”迈向“资本国际化”。在此背景下，出海或许将成为中国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应对策略。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在“失去的二十年”中积极出海，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一抹亮色，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一、日本企业出海原因：外部贸易摩擦升级和内部供需失衡加剧。从外部看，1990年前后日本名义GDP与美国的比值一度攀升至超七成，加上同期日本贡献了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5成左右，美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倒逼日本企业出海以规避贸易壁垒。从内部看，内需疲弱、成本上升、产能过剩问题的叠加并存，是日本企业主动出海的内在动因：一方面，“泡沫经济”破裂导致日本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内需陷入长期低迷；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不仅加剧了内需不足，还减少了劳动力供给，进而推升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此外，需求疲弱也催生了日本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日本企业出海影响：稳定汇率、保障国民收入、推动产业升级。一是企业出海推动日本由贸易顺差转变为投资顺差，但经常账户差额整体稳中有升，对日元稳定和日元资产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力支撑。二是出海带动日本企业收入和利润率双提升，部分冲销了国内需求疲弱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拖累。三是海外市场的拓展推动日本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助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三、日本企业出海的五点经验和启示。第一，日本出海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早期依据出口产品国际竞争优势布局，投资集中于运输设备等制造业；二是随着出海成效显现与全球需求结构调整，产业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过渡，产业结构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第二，出海目的地因投资动机不同而改变：早期为规避贸易摩擦和占全球市场份额倾向美国，后因劳动力成本因素转向亚洲，近年来又因科技革命和逆全球化浪潮加大对美欧投资。第三，企业需根据不同目标市场灵活调整产销策略，如在美国主要采取本土化策略，欧洲由本土化策略逐步转向外销，中国则由外销为主转向本土化策略。第四，日本企业出海投资呈“大企业开路、中小企业跟进”的梯队演进格局。第五，对出海企业的全方位政策支持，对企业成功出海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文

一、日本企业出海原因：外部贸易摩擦升级+内部供需失衡加剧

（一）外部与美贸易摩擦升级，倒逼日本企业出海

1960-1990年期间，日本经济快速追赶美国，其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值由不足1成快速升至7成左右（见图1）。同期日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也不断上升（见图2），导致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摩擦对象经历了“纺织、钢铁等低附加值产业→汽车、家电等代表的技术密集型行业→汇率、经济结构等领域”的演变，日本的应对措施也跟随调整，由最开始的“实行自愿出口管制”、“设定最低出口价格”等限制性措施，到逐步尝试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建厂（见表1），最终实现了“贸易立国”到“对外投资立国”的转变，成功规避了贸易壁垒。

（二）内部“需求下降、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并存，日企选择主动出海

一是“泡沫经济”破裂导致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日本国内需求持续下台阶。1990年前后，日本虚拟经济的两大代表指数―日经225指数和日本城市住宅土地价格指数双双从高点回落，累计最大降幅分别近80%和超50%（见图3）。两大资产价格下跌，使得此前的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逆转，居民和企业部门资产增长陷入停滞甚至缩水。经济遭受重创，安全资产匮乏，两大部门纷纷转向负债最小化，即通过停止借贷或偿还债务的方式修复资产负债表，进而导致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行为陷入低迷，对日本国内需求形成持续拖累（见图4）。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日本内需不足并推升企业成本压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前后日本正处于由轻度老龄化社会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时期，此后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如日本从中度老龄化社会过渡到重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率14%→21%）仅用了12年，而此期从轻度老龄化过渡到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率7%→14%）用了25年（见图5）。老龄化率的迅速提升，对日本经济供需两端均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增加了养老负担，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意愿和财政逆周期能力，从而对中长期需求形成明显抑制。其次，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如日本的劳动参与率从1991年的63.8%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59.1%（见图5）。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日本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如日本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自70年代以来持续攀升，至90年代达到历史最高值（见图6），成本压力迫使企业选择主动出海策略。

三是国内产能过剩压力推动日本企业加速出海。在1990年代以前，日本因内需强劲和出口贸易高增，制造业产能扩张较快，但此后内外需下降导致产业面临广泛的产能过剩压力，成为日本企业加速出海的内在动因之一。如以1990年产能利用率为基期进行计算，1990年之前日本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基本维持在94附近的高位水平，但1991-1994年期间累计下降14.9至85.1，产能过剩压力凸显（见图7）。分行业看，在1991-1994年产能利用率快速下行期间，日本运输设备、机械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最为严重，降幅接近或超过20%，钢铁、家用电器、化学品、金属制品、有色金属、陶瓷石材等产能利用率降幅在10%左右（见图8）。

二、日本企业出海影响：稳定汇率+保障国民收入+推动产业升级

一是出海推动日本由贸易顺差转变为投资顺差，对日元稳定和日元资产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力支撑。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国际收支数据，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常账户中代表对外投资收益的“初次收入差额”持续攀升，基本冲销了货物和服务差额下降的影响，经常账户差额整体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见图9），这无疑对日元稳定形成支撑。19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但日元兑美元汇率基本长期稳定运行（见图10）。这种汇率的稳定性增强了日元的国际吸引力，并对日元资产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力支撑。此外，日本企业海外扩张规避了贸易摩擦，为商品和服务出口开辟了新市场，对日本贸易出口形成一定支撑，如1990-2012年日本商品出口值不降反升（见图10）。

二是出海带动日本企业收入和利润率双提升，部分冲销了国内需求疲弱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拖累。一方面，海外市场的持续扩张显著提升了企业收入。以1990年为基准，2022年日本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增长了2.6倍，同期国内企业只增长了0.2倍。这使得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7.8%提高至2022年的20.3%（见图11），表明日本企业通过海外市场扩张实现收入规模的显著增长。另一方面，企业出海有效抵消了内需低迷对国内企业利润率的负面影响。1993年之前，国内企业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但随着海外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海外子公司的利润率稳步增长，带动国内公司利润率回升（见图12），即在国内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的利润空间并未受到压缩。总体看，高增的海外收入和利润对日本国民财富形成支撑，保障了国内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居民就业基本盘的稳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经济面临的低通胀、低增长挑战。如1990年代以来，无论是按名义价格还是不变价格计算，日本的国民总收入（GN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一直在提高（见图13），反映出海外收入对日本经济的支撑作用在不断增强。

三是海外市场的拓展推动日本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助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为增加自身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海外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1996年以来日本海外子公司研发支出不断增加，其占日本企业全部研发支出的比重由1996年的2.3%提高至2022年8.6%（见图14）。另一方面，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利润汇回为国内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日本海外子公司盈利后，除了留存部分收益用于再投资建设，部分利润通过分红、特许权使用和技术服务费等方式返回给母公司，且与技术升级相关的特许权使用和技术服务费在利润汇回中的比重一度接近50%，虽然2017年以后呈下降趋势，但也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见图15）。海外子公司利润汇回资金极大地支持了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力和意愿，如制造业利润汇回占比越高的行业，国内研发支出强度（研发支出/对应行业增加值）也越高。具体看，信息电子、化学品、运输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研发支出强度超过其他行业，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支撑（见图16）。

三、日本企业出海经验和启示

一是出海产业立足于出口结构布局，先制造业后非制造业。从日本对外投资存量的变迁看，日本出海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早期依据出口产品国际竞争优势布局，投资集中于运输设备等制造业。如日本早期对外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运输设备、电气设备、化工医药等制造业行业，而这些行业在日本出口结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见图18-19），这意味着在1990年代初期这些行业已经具备全球竞争优势，为相关行业出海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出海成效显现与全球需求结构调整，产业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过渡，产业结构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表现为制造业投资存量占比下降，非制造业占比上升，且投资向上下游高附加值行业转变。一方面，日本制造业投资存量占比由2005年的59.8%降至 2023年的37.2%，同期非制造业占比提高22.6个百分点至62.8%，主导地位发生逆转（见图17）。另一方面，出海产业结构逐渐向上游研发和下游消费等高附加值行业转变。如制造业中，食品等消费类、化工医药等高技术类对外投资存量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非制造业中，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批发零售等偏下游行业对外投资存量持续占大头，且近年来比重呈上升趋势（见图19）。

二是出海目的地因投资动机不同而改变。从日本对外投资数据看，美欧等消费国市场一直是日本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无论是年度流量数据还是存量投资规模，对美国和欧盟直接投资占比之和大部分时间超过50%（见图20-21），但日本企业出海目的地也因投资动机发生明显变化。其一，早期阶段，日本企业出海目的在于规避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因此相对成熟的美国市场对日本企业更具有吸引力，1986-2000年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占比持续超过欧盟和亚洲等其他两大目的地，且早期占比一度接近50%（见图20）。其二，随着日本企业在欧美市场站稳脚跟，劳动力成本逐渐成为企业出海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为此日本企业逐渐将相对落后的产业转向成本更为低廉的亚洲国家，1996-2000年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占比超过美国和欧洲，成为企业出海的重要增量。从具体国家看，日本对东盟和亚洲四小龙的对外投资占比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但2011年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见图20）。其三，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近年来日本再度加大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力度（见图20），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全球竞争力。总体看，日本早期出海目的地为规避贸易摩擦和占全球市场份额倾向美国，后因劳动力成本因素转向亚洲，近年来又因科技革命和逆全球化浪潮加大对美欧投资。

三是企业需根据不同目标市场灵活调整产销策略。企业出海的最终目的在于抢占全球市场份额，但由于不同目标市场特点不同，日本企业对主要目的地采用了不同的产销策略。具体看，美国：本土化策略为主。由于美国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且美日制造业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2000年以来日本在北美（美国为主）设立的海外子公司所生产的商品约9成都直接销往当地市场（见图22）。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策略一直都专注于深入挖掘和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通过在当地生产和销售，实现了与美国市场的紧密融合。欧洲：由本土化向外销倾斜。早期日本企业在欧盟投资采用与美国一样的本土化策略，在2002年之前日本海外子公司在欧盟市场的本地销售比重持续高于50%且不断攀升。但由于德法等国也均以制造业立国，日本企业适时调整本土化策略，通过积累技术优势将更多在欧洲生产的商品销往第三方市场，如日本在欧洲设立的子公司总销售额中，销往第三方国家的比重由2002年二季度的24.5%提高至2024年二季度的46.8%，提升明显（见图23）。中国：外销为主转向本土化策略。对于亚洲市场，日本企业投资的最初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低成本优势，转移国内过剩的落后产能。因此，早期日本子公司在亚洲生产的产品大多以外销为主，本地市场销售比例不足50%（见图22），超过一半的产品回流至日本或销往其他国家。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国内制造业及内需市场的快速增长，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策略发生了显著调整，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本地销售比例，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见图22），另一方面，随着成本优势的转移，中国的代加工业务逐渐由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承接。

四是日本企业出海投资格局：大企业开路、中小企业梯队跟进。从出海投资主体看，大型企业在早期出海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如2000年前后资本金规模在100亿日元以上的超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子公司数量占全部海外子公司的比重在60%以上（见图24），成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锋力量。相对而言，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限制，更多处于被动和跟随的地位。但随着日本企业海外市场竞争力和认可度的提升，加上日本国内需求长期疲弱，中小企业也逐渐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成为日本企业出海的边际增量，如资本金规模在1亿日元以下企业设立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占比，由2000年的4.8%提高至2022年的27.3%（见图24）。从日本海外子公司的规模看，资本金规模处于1万日元以下和1-10亿日元之间的企业数量占比合计比重长期维持在75%左右，而资本金超过100亿日元以上的超大规模子公司占比则不足5%（见图25）。这反映出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布局时普遍采取了稳健的策略，较小规模的子公司由于灵活性更高，更容易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政策的变化调整战略，避免了激进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

五是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对日本企业成功出海起到了关键作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面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加剧，时任央行行长前川春雄组织智囊团发布了《前川报告》，提出了两大应对策略：一是推动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以压缩贸易顺差；二是向国际和谐型产业结构转型，以转移贸易顺差。所谓“国际和谐型”产业结构，主要涉及国内市场开放和增加国外投资。随后，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遵循了《前川报告》的指导思想，将“对外投资立国”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在此基础上，日本建立了一套全面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包括放宽对外投资限制、实施税收优惠、提供融资便利、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保险业务、为企业提供出海投资的信息支持等。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债务担保等；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为企业出海提供目的地国家政治、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并帮助建立国际商业联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通过技术合作、日元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支持日本企业海外发展。这些政策为日本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其成功出海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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