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全球发展面临巨大资金缺口，单打独斗解决不了发展赤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金融、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复杂交织。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通胀水平和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发展差距有增无减，供应链持续紊乱；另一方面，大国关系日趋复杂，地区冲突频繁爆发，气候变化加速和全球性疾病流行带来深层次冲击。”

11月22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财经》年会2024：预测与战略”上发表演讲时做出上述论述，并强调，解决当前多元复合挑战，需要各方以更大的包容和智慧，在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

对于当前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进行类比，得出悲观的看法。但金立群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这不是人类社会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挑战，全世界也曾数次经历至暗时刻，但最终都走出了危机。

回顾过去百年历史，金立群指出，一个重要启发就是：以邻为壑、零和博弈无助于问题解决，还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和冲突。只有开放包容、携手合作，才能共渡难关，化危机为机遇。

“尤其是在全球化已将各国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坚定奉行多边主义，重树国际互信，有效应对挑战和危机，最终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受益。”

他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从建立共识到集体行动，再到多方共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一套平衡、透明和高效的协作机制和规则标准，更需要胸怀全球共同利益的使命感和领导力。

回顾亚投行创建和发展历程，他表示，亚投行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多边主义、增进各方互信的重要平台。“与有近八十年历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相比，亚投行的发展刚刚步入第八个年头。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始终遵循机构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按照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运营，这一机构已经展现出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应有的气质和特色。”

他表示，亚投行在推动多边主义、重建国际互信上任重道远，将努力把亚投行打造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以及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让多边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一机构始终屹立不倒。

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领多边共识

金立群指出，在当前的背景下，需要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领多边共识。

2013年底，中方倡议筹建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倡议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在金立群看来，这一倡议代表了各方共同利益，提供两方面全球公共产品。

“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上面临巨大困难。当时测算，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300亿美元。2018年，二十国集团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也指出，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15万亿美元。创建亚投行将为这种需求多提供一种资金投入选择。”

“二是70多年前建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虽然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货币金融稳定、促进贸易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该体系也暴露出许多缺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开放包容度不够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国家希望亚投行能够为改革国际经济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创新国际合作范式，推动解决治理赤字

金立群表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应该创新国际合作范式，推动解决治理赤字。

亚投行自提出之初即定位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在筹建过程中，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倡议方，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与各方打造这一多边平台，一方面在谈判中始终坚持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平等待人；另一方面，不搞小圈子、小团体，一直敞开大门，广邀美日欧西方国家参加。

“得益于充分、专业和高效的磋商，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各方就签署了亚投行协定。这一协定充分、平衡地反映了各成员对全球发展、国际治理等问题上的理念和诉求。”金立群说道。

目前，亚投行的成员已由初创时57个增加到109个，是成员数量第二大的全球性多边开发机构，也是一个体现平衡代表性的全球平台。发展中国家是这一平台的主体，当中涵盖了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时也有许多发达国家的参与，G20和G7成员中各有14个和5个也都是亚投行成员。

在投票权分布上，中国作为倡议方和第一大股东，份额达到26%。与此同时，发达成员的总股比也超过了25%，在需要75%特别多数的重大事项决策上与中国一样拥有否决权。“这样一种平衡的治理模式使亚投行能够在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也为实践多边主义、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探索。”金立群说道。

聚焦全球重大挑战，积极动员发展资金

金立群指出，当前，全球发展面临巨大资金缺口。G20名人小组最新分析测算表明，发展中国家2030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资金需求将比2019年分别增加1.8万亿和1.2万亿美元。为此，所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年度贷款规模到2030年需要提升至3900亿美元。“为全球发展议程有效动员资金是增强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信心、重拾互信的重要契机。”

在金立群看来，亚投行的成立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业近八年来，亚投行通过各项投融资业务，为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深化区域合作积极动员资金，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238个项目，金额超过450 亿美元，惠及36个域内外成员。这些项目包括交通、能源、城市发展、水资源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也涉及公共卫生与教育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发展。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方面，亚投行在《中期发展战略(2021-2030)》中确立了到2025年实现气候融资占比50%的目标。截至2022年底，亚投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规模超过110亿美元，占亚投行当年总投资额的56%，提前三年实现中期发展战略确定的目标。今年7月，亚投行实现了所有融资项目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

针对发展中成员出现的重大危机，亚投行也展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快速动员资金的能力。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亚投行迅速设立“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目前，已向26个发展中成员提供了近147亿美元的快速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对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斯里兰卡和遭受罕见洪灾的巴基斯坦，亚投行去年以来分别向其提供了1亿美元和15亿美元的纾困支持。

积极发展伙伴关系，提升发展协同效应

“单打独斗解决不了巨大的发展赤字。”金立群说，2016年成立以来，亚投行一直致力于拓展伙伴关系，开展广泛的国际协作，与各方一道协力推动全球发展议程。

据悉，金立群自亚投行成立之初就受邀参与多边开发银行行长定期会晤机制，并在2022年作为轮值主席主持相关活动，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在协作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挑战、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前不久，他应马克龙总统邀请赴巴黎参加了第六届巴黎和平论坛，代表多边开发银行在会上就多边开发银行改革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发展问题发表主张。

与此同时，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机构建立了稳固的伙伴关系，与包括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内的32个多双边组织和区域金融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开展联合融资、知识共享、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亚投行还积极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开展合作。2017年5月，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6家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构建稳定、多元、可持续的融资机制。今年7月，亚投行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支持低收入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坚持规范化和高标准运作，把好事办好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在内部治理上，设立了完备的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治理架构，并根据透明、公开、独立、问责的原则建立董事会与行长之间有效合理的分工、监督和问责机制，行长每年接受独立的年度履职评价，同时也对其他高管人员进行年度评价，确保审慎、高效和负责任的决策。

据悉，亚投行在投资运营、环境和社会保障、招标采购、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了比较系统和完备的政策框架与标准体系，并建立了受项目影响人群协调机制（PPM）、独立问责机制（IAM）等，在实践中严格予以实施，确保每一个项目符合高标准。

他强调，亚投行对腐败零容忍，这些高标准要求也适用于与亚投行合作的项目。2022年，亚投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及2亿美元绿色信贷转贷项目协议，所有投资都采用亚投行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框架和标准。亚投行还积极与中方开展投资领域的反腐败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并为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布的《“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和《“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提供了亚投行的经验做法。

按照“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亚投行面向全球不断吸收优秀人才，打造了一支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以500多名专业人员为核心骨干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并要求所有员工都需遵守员工行为准则，确保亚投行由具备良好道德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人来运营管理。